本文的標題，是受上海紐約大學（簡稱“上紐大”）非官方校訓啟發的結果。雖然建校將近13年了，上海紐約大學和它的美方母體學校一樣，仍然更愿意把一種顏色（紫色）而不是一句話（校訓）作為自己的形象代表。校園網主頁上有關于學校的“愿景”“價值”和“使命”的全面闡述，這些內容顯然無法被容納在一兩個短語或概念當中。但是，如果外人在上紐大校園里偶遇任何一名學生并向其打聽上紐大的校訓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可能都是“讓世界成為你的課堂”（Make the World Your Major）。事實上，2024年10月出版的上紐大創校校長俞立中編著的一本講述上海紐約大學的探索的書，用的就是這個書名。

“讓世界成為你的課堂”，針對的是學生。而“讓世界成為我們共同的課堂”，針對的是教師。兩句話都是說話者對自己及其同伴和同道的要求與激勵。從針對學習者的“讓世界成為你的課堂”，引出針對教育者“讓世界成為我們共同的課堂”，最重要的理由，不僅最好的學是教，而且最好的教也是學：讓孩子們親眼見證快樂而認真的學習不僅是應當的，而且是可能的；讓快樂而認真的學習不僅成為孩子們模仿的活動，而且成為他們羨慕的活動，成為他們受到激勵、獲得靈感的來源，這才是最好的教育。進一步說，每一位校長、老師和家長，作為教育者，如果想讓孩子們把世界作為他們的課堂，那么，實現這個教育目的的最好途徑，是讓世界也成為我們自己的課堂；就像我們希望他們做的那樣，我們自己也帶著好奇心和責任心去學習，以一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學習大國”的公民身份去學習，到世界這個大課堂中去學習。

這句話包含三層意思，我在下面分別做一點解釋。

第一，關于“帶著好奇心和責任心去學習”。

上紐大校園網上陳述的那些價值（好奇、嚴謹、正直、尊重、和諧、盡責）當中，“好奇”和“盡責”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為其他價值都可以從這兩個價值派生出來。而這兩個價值，恰好對應于上紐大合作雙方背后的兩大文化傳統。紐約大學作為一所美國大學，它背后的西方文化從古希臘以來就把“驚訝”作為哲思的起點（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說“哲學起源于驚訝”）；而華東師范大學作為一所中國大學，它背后的中國文化從先秦以來就把“憂患”作為思想的重心（如《易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在中國的語境中，有必要特別強調“驚訝”或好奇心的重要性；關于近代中國科技發展狀況的兩個著名問題，“李約瑟難題”（為什么當代科學、伽利略時代的“新哲學”或稱“實驗哲學”只產生于歐洲文化，而非中國文化或是印度文化中呢？）和“錢學森之問”（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都可以從有沒有一個重視“驚訝”或好奇心的文化傳統、有沒有一個重視追求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工具價值的求知動機這一點去尋找答案。DeepSeek之所以能異軍突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家公司特別重視發揮員工好奇心的作用，如該公司領軍人物梁文鋒在一次訪談中所說：“我們選人的標準一直都是熱愛和好奇心，所以很多人會有一些奇特的經歷，很有意思。很多人對做研究的渴望，遠超對錢的在意。”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次訪談中，梁文鋒又說：“隨著經濟發展，中國也要逐步成為貢獻者，而不是一直搭便車。”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

在當代社會，在現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既為人類帶來巨大福利，也讓人類面對巨大風險的今天，只有把好奇心和責任心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既充分享受科技的福祉，也規避科技的風險。這同時意味著，在當代社會，教育的核心使命，就是培育下一代的好奇心和責任心，使這兩者成為學生的內在素質和內在要求。

第二，關于“以一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學習大國’的公民身份去學習”。

“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句話，出自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2日發表的《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說：“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學習大國”這個詞，出自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會見外國專家時的講話，當時他說：“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不論發展到什么水平都虛心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互容、互鑒、互通，不斷把對外開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從1956年到2014年，再到現在的2025年，我國綜合國力發生了巨大變化。我讓Gemini和DeepSeek這兩個大語言模型，在一些關鍵指標上，對從1956年到2024年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的發展幅度，做了一些對比。這種對比很有意思。兩個大語言模型都告訴我們，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雖然基數低但增速驚人（如GDP總量增長倍數1200多倍，人均預期壽命提高30歲左右），而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雖然起點高，但增速平穩（如GDP總量增長倍數60多倍，人均預期壽命提高七八歲）。在兩個系統中我輸入的問題是同樣的，但相比之下，DeepSeek的回答速度更快、內容更多，對中國優勢的評價更謹慎，對中國不足的表述更明確。可以這么說，兩個AI系統提供的上述對比結果都告訴我們：作為教育者，我們有必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引導和鼓勵我們的下一代，一方面為我們終于有條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自豪，一方面繼續以“學習大國”公民的身份去努力學習，進而不僅繼續縮小與西方的差距，而且如一位著名西方哲人百年之前希望的那樣，最終“創造出一種比西方人業已創造出的任何東西都更加優秀的貨真價實的新文明”。

第三，關于“到世界這個大課堂中去學習”。

這里所說的“世界”包括多層意思。首先當然是指學習的對象即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包括以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為載體的社會文化領域。但當我們說“到世界這個大課堂中去學習”的時候，“世界”不僅指學習的對象，而且指學習的場合、學習的態度和學習方式。

從學習場合的角度去理解，“到世界這個大課堂中去學習”的直接意思就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筆者是上世紀70年代末高考恢復后首批大學生中的一員，親身經歷了國家改革開放給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帶來的巨大變化。1988年8月，我首次出國訪學，去挪威做訪問研究。從那以后，我主要以學生和學者身份，后來還以學校領導身份訪問了不少國家，前后加起來有30多個，算是積累了一點“把世界作為課堂”的親身體驗。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說：“任何人，要是他只看見過一個民族的人，便不能說他了解人類，而只能說他了解曾經同他生活過的那些人。”他的意思是，人之為人的共同點，是滲透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多樣性之中的；如果只了解人類這一大類中的一個個體，對人類這個大類的了解，就一定是過于簡單和表面的。德國詩人歌德說：“不懂外語，也就不懂母語。”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走向外部世界，就沒法了解其他民族，不僅因此而無法深刻理解整個人類，就連對我們自己，也會缺乏理解，因為我們自己的獨特性，是與他者的比較中呈現出來的。

但是，“到世界這個大課堂中去學習”不一定非走出國門不可。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而一般認為聯合國的理念與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的思想有很大關系。有意思的是，康德這位世界主義理想的最重要倡導者，卻幾乎一生都待在哥尼斯堡這個小城。康德雖然沒有走出普魯士的國門甚至哥尼斯堡的城門，但當時這個小城卻是德國甚至歐洲的一個文化之都，因此康德在這個城市是有條件讀全世界的書、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交談的。康德的例子恰恰說明，在一定的條件下，在世界這個大課堂做一個好學生，不一定意味著要走出國門，甚至也不一定意味著要會講外語。以我所在的城市上海為例，在交往方式如此發達的今天，在國際化程度那么高的上海，哪怕是一個普通市民，只要有誠意并且作努力，也可以成為與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責任相符合的胸懷全球放眼世界的中國公民。如今的上海，博物館美術館和演藝活動的數量之多分量之重，國際會展國際賽事和國際節慶的規模之大頻次之高，大眾參與文體活動滿足求知興趣的氣氛之熱途徑之便，經常得到我的外國同事和外國朋友們的由衷贊美。尤其在今年暑期，上海這座城市確實有點像精彩課程琳瑯滿目的巨大課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應邀出席這些活動的大咖和大廠們，而是興致勃勃地帶著孩子來開眼界的無數家長們；對于專業教育工作者來說，這些家長們不僅是我們的最佳同道，而且是我們的學習榜樣。

“到世界這個大課堂中去學習”不僅與學習的場所有關，即走出國門；也不僅與學習的態度有關，即用好國際化資源；而且與學習的方式有關，那就是走到現實世界中去，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有所學習。

今年暑假，42名五年級到九年級的“流動兒童”即外地來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來上海紐約大學參加一個名為“上紐朝顏公益夏令營”的活動，與14位來自不同年級、不同專業、不同地域的本科生輔導員組成臨時的“夏日家庭”。還有一個項目，由學校的一位教授帶著參與“語言與權力”課程的學生，把他們在一整個學年內學習的語言學和教學法相關理論，運用到浦東社區中心孩子們的課堂教學實踐中。上紐大師生走向現實世界的腳步不限于上海地區。暑假中我去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看望在那里支教的上紐大學生，一方面是為了支持和鼓勵同學們通過解決當今世界實際問題而對這個世界有所學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我自己有一個獨特的學習機會。迪慶州的首府原來叫中甸，2001年民政部批復同意更名為香格里拉，從而把香格里拉這個小說家虛構的與世隔絕但文明祥和的理想之境，變成了游人如織商賈云集的熱門景區。上紐大的同學們到這個發展任務還相當艱巨的地區參加支教，是親身參與把理想境界從虛構變成現實的實踐活動，這種活動為他們深切理解這個將跟隨他們一輩子的大問題，即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關系問題，提供了一個絕好機會。

除了這樣的暑期志愿者活動以外，上紐大全年都有許多支持和指導學生走出校園、服務社會的活動，以及為他們將來完成學業以后服務社會做準備的參觀考察活動，包括我自己參與的師生“跟著校長看中國”的活動；對我來說，每次這樣的活動，也都是同事們和同學們“帶著校長看中國”。通過這樣一些在解決現實世界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有所學習的活動，我們希望能把“世界主義”的理念與“愛國主義”的理念結合起來，努力把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培育成“世界主義的愛國者”或“有根基的世界主義者”。這些教育實踐，不僅是國際化辦學模式的創新，更是中國敘事在國際傳播中的生動體現，并構建起一個既根植于中國文化傳統、又面向全球挑戰的教育新格局。（作者 童世駿系上海紐約大學校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11期）